李岩质疑
一、旧案重提
在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史籍中，李岩历来是受到广泛注意的人物之一。
然而，有关李岩事迹的史料，也是问题最多的。早在康熙年间就有人提出过疑问。
郑廉在《豫变纪略》中说：予于诸书纪豫处，颇效忠告焉。……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伙，岂无见闻？而不幸而陷贼者亦未闻贼中有李将军杞县人。
不知《明季遗闻》何所据而为此也。而《流寇志》（《平寇志》）诸书皆载之，不知其为乌有先生也。
尽管郑廉少年时期参加过同李自成联合作战的罗汝才起义军，在根据亲身见闻写成的书中，是以当事人谈当时事，以本地人谈本地事，但由于各种原因，他的意见从来不受重视。
其实，使人对李岩事迹产生怀疑并不仅仅是因为郑廉指出他是“乌有先生”，而是所有关于李岩的记载都不是第一手材料。
无论是现存的明代档案，还是直接参与镇压李自成起义的明代官僚的文集，都没有关于李岩事迹的确切记载。
就连一度接触过李自成起义军的人，在自己的著述里也大抵是根本不提李岩。
比如，描绘李岩在北京活动栩栩如生的材料，都是出于后来的一些著作，而不见于当时正在北京的杨士聪、徐应芬、陈济生、刘尚友、徐凝生、赵士锦等人依据亲身见闻写成的回忆录。
清初地方志保存了起义军同当地有关的大量材料，参加大顺政权的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般都可以查到。可是，只要事情一牵涉到李岩，地方志里不仅无迹可寻，而且处处唱反调。
比如，史籍说李岩是河南杞县人，《杞县志》的编者却申明杞县没有这个人；史籍中说李岩是明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李精白的家乡安徽阜阳的县志编纂人又宣称李精白同李岩毫无关系。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怀疑李岩存在的真实性。
那么，为什么有关李岩的记载竟是如此之多呢？这些记载既然无法找到原始材料，其源又是从何而来呢？二、李岩的传说是怎样混入史籍的？
（一）有关李岩的早期传说
早在李自成起义处于高潮的时候，在一部分同起义农民没有什么接触的人当中，就出现了关于“李公子”或李岩的传说。
这种传说，在当时还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比如，顾炎武在闯王进京时已经三十一岁，和李自成起义算是同时代，他由于没有亲身接触过起义军，在许多问题上只能是人云亦云。
他编的《明季实录》有这样的记载：“闻河南杞县举人李严又名李牟公子啸聚一方，互同谋逆。”又说，“闯贼的名自成，一名李炎，米脂人。”
这里，李岩（严）同李牟是一个人，而不是兄弟俩；李炎与李岩同音，又是李自成的别名。
这说明最初关于李岩的传说是相当模糊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传说中的“李公子”或李岩，往往指的是李白成。
如彭时亨在《中兴制寇策》中有这样一段话：彼所称李公子者……据中原，吞江汉，袭三秦，凌晋跨蜀，奄有四国，如建瓴然。虽古帝王之成功，不若是速矣，则民心使然也。
刘尚友在《定思小记》里记载李自成起义军进军北京时，“愚民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很明显，上述记载中的李公子并不是李岩，而是李自成。李自成被称作李岩，除了《明季实录》中说“自成，一名炎”以外，《程氏宗谱》在记湖北通山县地主武装头目程九伯杀害李自成时写的是杀“闯贼李延”
明末封建官僚曹应昌在李自成起义军席卷大河南北时写的《上高汇旃先生书》里也说，“且闻其更名李兖，以应孩儿兑上之谣”。这三条材料虽然用的字不同，但“李延”、“李炎”、“李兖”都是李岩的同音字或近音字，说明当时关于李自成又名李岩的传说是流传得相当广的。至于李自成为什么被称为李岩，目前因材料不足，尚无从判断。
在把李岩从朦胧的传说演变成有血有肉，亦言亦行的起义军显赫人物的过程中，清初的一些反动小说起了重要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懒道人编的《剿闯小史》和蓬蒿子编的《定鼎奇闻》。
《剿闯小史》出笼较早，从书中指清兵为“虏”和寄希望于南明弘光小朝廷判断，成书时间，至迟不晚于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占领南京，上距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不到一年。
从书中叙述的情节不难看出，作者对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整个过程是不大清楚的，连起义前期的著名领袖也一无所知，比如小说第一卷（即第一回）描写李自成起义时竞加上了“闯塌天兵盛称王”的标题，把叛徒刘国能的绰号安到了李自成头上。
描写李自成在北京的活动情况，则大量取材于《国变录》等书，比较符合事实。此外作者还利用当时社会上有关李岩的零碎传说虚构了不少情节。
可以说，后来史籍中出现的李岩事迹，懒道人基本上都已创作出来：《小史》出笼不久，有关李岩的情节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渗进史学著作.
在这种活动中，蓬蒿子的《定鼎奇闻》和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起的作用特别恶劣。
《定鼎奇闻》是清顺治八年刊行的一部极其无知的小说。它在许多地方直接取材于《小史》，只是在政治上由吹捧南明弘光小朝廷为歌颂满洲贵族。
蓬蒿子为了迎合清朝的政治需要，大大压缩《小史》中比较合乎事实的叙述，代之以大量荒诞无稽的虚构。
在李岩的问题上，不仅因袭了《小史》的编造，而且有所“创新”。
由于《奇闻》内容极端荒唐，本不足以欺骗世人。可是，到康熙初年出了位热心胜朝遗事的“史学家”计六奇：
他在兼收并蓄编辑《明季北略》基本结束以后，仍觉余兴未尽，看到《定鼎奇闻》如获至宝，又特别增加补遗一卷（即卷二十三），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摘录编排。
于是，李自成出身于富裕的小康之家，父亲是财主李十戈…，李自成是“杀星降凡”，当公子哥儿时还作过一首咏螃蟹的诗等奇谈怪论便相继产生。大量有关李岩的“史料”也跟着被发掘出来，涌进史学著作。
比如李岩的《劝赈歌》，李岩初见李自成时互相恭维的对话，李岩同宋献策在北京就明朝科举和佛教问题的长篇议论，以及李岩谏自成四事的上疏等等，都成了后来研究这次起义的重要“史料”。
为了使不易接触《定鼎奇闻》的读者，对《明季北略》是怎样对《定鼎奇闻》进行“史学”加工的有所了解，这里选录一段供参考。
蓬蒿子在描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以前，说李自成结九十八寨响马起事，被推为大元帅、闯王，有李岩、宋献策以及牛金星等二十一员“骁将”来谒，然后有以下一段叙述：
次日，自成升帐，聚集宋矮子、李岩、牛金星、唐启原等，先定各贼将文武官衔，后议分派地方，领兵前去攻杀：宋献策为开国大军师，牛金星为天祐阁大学士，唐启原为提督四路戎马大元帅，刘崇文为权将军，戈宝为正监军，冯岳为毅将军，王年为左监军，容天成为锐将军，王贾为右监军，李岩为制将军，柏止善为果将军，苗人凤为左先锋，王漪清为龙护将军，祖有光为右先锋，张泽为豹略将军，管无昏为前先锋，顾永龙为飚将军，朱浦为压队大将军，吴风典为迅将军，李承元为征西将军，赵礼为右击将军，李年为讨北将军，孙世康为协赞将军，陈泯为镇东将军，田之秀为虎贲将军，张林为图南将军。
且说闯王商定了许多伪职，即差锐将军容天成、左先锋苗人凤、右先锋祖有光统兵十万先去攻杀河南。当下制将军李岩对闯王李自成道：“吾主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禁暴恤民。”又道：“目今虽云朝廷失政，只是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因年荒饷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之中，故此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是假托仁义，佯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管事，曾经酷虐人民者勘实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那时百姓自然乐从，还要箪食壶浆，叩迎马首。”
自成听说喜得眼花没缝，无不依计而行。即令李岩前队。李岩又用一计暗差心腹多人，扮作客商，四下传布说李公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叉编成口号教导小儿们歌：“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一回来这些百姓连遭荒欠，又遇官府横加苛敛，今听了这几句童谣，恨不得李公子之早到。只是愚民认李公子就是闯王，却不晓得是一正一付
计六奇编辑《明季北略》时，把这段情节分成两条，在题为“贼将官衔”的条目下，逐名不漏地照抄上述名单，只是把刘崇文改为刘宗敏，容天成改为谷大成，管无昏改为管抚民，李年改为李牟，田之秀改为苗之秀，并把各人名字下面的为字一律删掉。
然后加了一段按语：“以上官衔，俱自成初时所定。后入荆，复定九等。至姓氏俱有隐误者，予虽改正～二，犹未尽核也。当俟付梓时，悉取诸书与同志细核之耳。然野史所纪琐事，颇多实者。”
名单下面的一段描写，计六奇经过文字加工，编成“李岩说自成假行仁义”一条：修饰后的文字如下：
自成既定伪官，即命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李岩进曰：“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自成悉从之。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日：“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成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民认李公子即闯王，而不知闯王乃自成也。
李岩曾举孝廉，其父精白，尚书也，故人呼岩为李公子。
应当承认，经过计六奇加工的文字，小说气味确实大大减弱，给人以颇合史裁之感。
从他在“贼将官衔”一条后面加的按语来看，是把《定鼎奇闻》当作野史，并且认为“所纪琐事，颇多实者”。
《定鼎奇闻》能否算野史，内容是否“颇多实者”？
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回答并不困难。
只要把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底进入河南以前的情况同它略加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崇祯十一年李自成义军在优势的敌军追击下，连续遭到重大挫折，剩下的部众约一千多人。
在这以后的两年里，李白成起义军活动于陕、川、鄂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避免同明军正面作战。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大义凛然地顶住了农民战争中投降受抚的逆流。这同蓬蒿子所描写的大封官职、派兵十万攻取河南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至于被计六奇赞为“颇多实者”的将领名单，不过是蓬蒿子主观想象的产物。
有关李岩的传说，正是同这些谬误一道经蓬蒿子、计六奇之流以假乱真的加工进入史籍的。
现在被当作研究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主要资料的许多大部头著作都是在康熙年间问世的。
就是说，是在《剿闯小史》和《定鼎奇闻》中的一些情节。在人们口头上已经流传了十几年以后。再加上计六奇把小说的情节编入《明季北略》，从而以讹传讹，引用《明季北略》的人越来越多，而《北略》卷二十三取材的《定鼎奇闻》，却因毫无艺术价值而逐渐湮灭无闻。
（三）钦定《明史》的恶劣影响
关于李岩，康熙年间曾有人就其真伪问题进行过辩驳。《县志》的编者，发现《樵史》和《明史纪事本末》载有杞县举人李岩在起义军中担任要职一事，写了《李公子辨》，用确凿的事实说明全属虚构。
《阜阳县志》收进了康熙年间本县进士李祖旦的一篇考证文章，论证李精白同传说中的李岩没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在这些书刊行以后，特别是郑廉明确地提出李岩是“乌有先生”之后，关于李岩真伪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澄清呢？
这就需要谈谈钦定《明史》的恶劣作用了。钦定《明史》编纂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从康熙皇帝玄烨起到乾隆皇帝弘历止，都把编纂明史当作加强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对全国实行精神奴役的重要手段。
由于《明史》是所谓钦定的正史，李岩的传说同李自成事迹一起被采录，在清初大兴**的政治高压下，自然没有人敢出来唱反调。
就连康熙年间提出疑问的某些著述，因为同乾隆四年正式颁行的钦定《明史》相冲突，也销声匿迹了。
例如，康熙《杞县志·李公子辨》里有这样一段话：“独怪符应泰作《纪事本末》亦妄行采人。一事失真，举属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传后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录……～代信史不将来魏收之讥耶？”
编者的本意在于提醒明史馆的衮衮诸公注意核实，不要重复《明史纪事本末》的错误。
不料后来颁行的《明史》果真“公然采录”.而且比《纪事本末》还有过之无不及。
到乾隆五十三年重修《杞县志》时当事者知道如果再收入《李公子辨》，就难免被加上讥讽钦定正史为魏收“秽史”的罪状，只好忍痛割爱。
道光《阜阳县志》的编者，明知旧志中李祖旦关于李精白同李岩毫无关系的考证无可怀疑，也无可奈何地加上了一段模棱两可的文字，一方面肯定“明初以来迄精白未有家于河南者。李栩保护乡里为袁时中所害，颖人至今能言之。”另一方面又板起面孔说，“兹考《明史》所载则李信原委本末甚详备，即谓非栩而其为精白子固昭昭也。若仅依据一家谱系相辨证，而钦颁信史置之不顾，非理之可安者。”
反映了编者既想维护事实真相又要竭力避免同“钦颁信史”相对抗的矛盾心情。至于郑廉的《豫变纪略》，自康熙年间刊行后直到清王朝覆灭从未出版，原因之一可能也是书中的记载同钦定《明史》相抵触。
三、有关李岩事迹的若干考证
（一）李岩的出身和早期经历
人们经常引用的《明季北略》，对李岩投身农民起义以前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原文如下：
李岩，河南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材。弟牟，庠士。父某，进士，故世称岩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离。
岩进白：“暂休征比，设法赈给。”
宋令曰：”杨阁部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
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子闻之，遂纠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
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日：“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宋今急邀岩议，岩日：“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室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
众日：“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耳。”
宋闻之而惧，谓岩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共奈之何？
遂申报按察司云：“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比较？恐滋蔓难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据县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
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日：“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
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口先行，随一炬而去。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民二三百而已。
这里并没提李岩是李精白的儿子，原名李信以及与红娘子有瓜葛。吴伟业从顺治九年开始编辑、康熙年间刊行的《绥寇纪略》里有以下的记载：
杞县举人李岩者，初名信，熹庙大司马李精白子也（原注：精白原籍颖州卫）。性傲傥非常，尝出家粟千石赈荒。人德之，争称李公子。李公子父阉党也，士大夫羞与齿，信恒以为憾。
因乱请之督府，用捍卫乡里，权宜窃兵柄以报其所不平（原注：传云授安义襄乡备御）。
杞人士仇之，缘他事文致为通贼（原注：中州时讨红娘子贼。红娘子，绳伎女也，获信，强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从，后乘间窃归，为杞人所执。红娘子来救，饥民开门纳贼）.令亦恶其市名得众，遂执而锢之狱。
民之德之者日：“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乃杀令破械出之李公子之在狱也，思自成既为众所拥，叹日：“今日反决矣！”遂往投自成。自成闻其名礼重之，改名岩，伪署制将军用事。
李岩的出身和参加李自成起义军的大致情节就是这样。康熙年间编成的一些有关明未农民战争的著名书籍，如彭孙贻的《平寇志》，戴笠等的《怀陵流寇始终录》、谈迁的《困榷》，查继佐的《罪惟录》以及毛奇龄的《后鉴录》等也有类似记载。
遂至乾隆年间成书的钦定《明史》亦采纳了这些说法，于是便成了不易之铁案。然而它们是经不起查核的。
第一，杞县没有李岩，李精白同李岩也毫无关系。《杞县志》在记载该县历年所中举人和进士的《选举志》里，根本没有李岩（或李信），李岩的“父亲”李精白也榜上无名。
康熙《杞县志》的编者还专门写了《李公子辨》，申明杞县没有参加起义军的“李公子”。
李精白虽有其人，但籍贯并非杞县。《河南通志》卷四十五载，李精白中万历癸丑科进士，下注尉氏县人。
康熙《开封府志》也有同样记载。可是在《尉氏县志》卷八《选举表》中却找不到李精白。一般来说，县志出错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在科举时代本县出了一名进士或举人是被当作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尉氏县志》阙而不载，说明府志和省志的记载有问题。从《绥寇纪略》的原注中得知，李精白的籍贯有另一种说法，即“原籍颖州卫人”。平步青撰《霞外搪屑》（卷五），根据进士题名碑指出“万历癸丑，李精白，河南颖州卫军籍直隶颖州人”。
此外，《山东通志》卷四十九也载天启朝巡抚“李精白，颖州进士。”颖州在明代属南直隶，清代属安徽省，府治在今安徽阜阳县。
为什么安徽阜阳人中了进士被记载到河南开封府的《选举志》里面去了呢？《颖州府志》和《阜阳县志》对这个问题曾有回答。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在设立军卫所时造成军队同地方犬牙相制的局面，故意把颖州卫划归河南都指挥使管辖：所以，在《颖州府志》卷七《选举表》阜阳一栏里可以看到所中举人进士下注“河南中式”的人很多，这些人都是属于颖州卫籍的，李精白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李精白的家世，《阜阳县志》里有康熙年间邑人李祖旦的一篇考证文章，说：按明季河南杞县举人李信从闯贼，后改名岩，称为李公子，传为李精白子。
考李氏家乘，精白原籍山东兖州府曹县固村人。明初李天从徐达征元有功，授颖州卫右所小旗，升总旗，后为颖州人。
颖州卫籍附河南开封府乡试，故精白为开封府籍，非杞人也。
精白生子长麟孙，次鹤孙。当崇祯八年流贼破颖，鹤孙已先死。
李信之从闯则在崇祯十三年。麟孙改名栩，自崇祯八年以义勇保护乡里著。至十五年死于流贼袁时中，而李信至十七年闯贼僭号后始为牛金星谮死。
以麟孙、鹤孙存殁年分考证，殊不相符。李精白止生二子一女，麟孙、鹤孙之外无有名信者。麟孙、鹤孙俱以万历庚中年入学，鹤孙早死，麟孙于崇祯元年拔贡，亦非举人。及阅河南《杞具志》有《李公子辨》，谓岩并非相人。夫以欧阳公作五代史而李仁福韩逊皆不知其世，寇盗乌合之徒，传闻失实，大概然矣。
李祖旦根据李氏家谱说明了李精白一家的来龙去脉。指出他家祖籍山东曹县，从洪武年间起就隶籍颖州卫。由于颖州卫属河南都司管辖，卫籍的人参加乡试时附于河南开封府。
这就是《开封府志》和《河南通志》在《选举志》里记载李精白的原因，而下注“尉氏人”则是因卫籍致误。
文中还指出，李精白只有两个儿子，次子鹤孙早死，麟孙后改名李栩，是一个专门从事镇压农民起义的土豪劣绅。《阜阳县志》卷十二有《李栩传》，详细记载了他组织地主武装同农民军对抗，得到明政府的赏识，“抚按交荐于朝”，先后赏以都司和参将的职衔，最后在崇祯十五年九月被小袁营的袁时中所杀。
范光阳著《双云堂文稿》卷一也有《李栩传》，内容与《阜阳县志》近似，其中引李栩的话说：“吾先人止二子，弟已死，吾再死谁主先人祀者？”
以上材料，足以推翻李岩是杞县人，中过举，是大司马李精白的儿子等错误说法。
第二,关于李岩因出粟赈荒被县令宋某关进监狱‘红娘子和饥民营救,破城杀令，投入李自成起义军的说法，完全是莫须有。
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崇祯十五年李自成起义军占领杞县以前，杞县并没有被饥民或“红娘子”的队伍攻破过，也没有什么姓宋的县令被起义农民处死的事。
据《杞县志》卷九《职官志》记载，崇祯年间的知县元年到四年是宋玫，四年到七年是黎王田，七年到十年是申佳胤，十年到十四年是苏京，十四年到十五年杞县被起义军占领时的知县是吕翕如。
而且前面四任知县没有一个是在任期内被杀的，也没有一个在任期内发生过破城之事。四任县令中确有一人姓宋，就是宋玫，而他任知县又是在崇祯四年以前，同传说中崇祯十三年为救李岩而破城杀令的说法在时间上相隔太远。
何况宋玫在离任后当过吏科给事中和工部侍郎，直到崇祯十六年二月在山东莱阳才因清兵破城被杀。
如果说县令的姓氏搞错了，那么崇祯十三年任知县的是苏京。在他的任期内虽然发生过白莲教进攻县城的事件，但没有破城杀令，苏京在离任以后还当了河南巡按御史。
这里再谈一下所谓“红娘子之乱”的问题。崇祯年间，河南各地大小农民起义此伏彼卢，只要在本地稍为著名一点的，县志上一般都有记载，首领人物的名字和活动情况也大抵可考。
可是红娘子究竟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何时何地聚众起义，却无明文记载。有的书说红娘子攻开封时掳得李信（即李岩）。
既然这支起义军敢于攻打明代周王的封地，可见实力雄厚，为什么清初《开封府志》却毫无反映呢？
至于说李岩被囚于杞县，红娘子来救，清初《县志》不仅没有记载，反而辩驳。
而且，按通常说法，化崇祯十三年底李自成起义军攻占豫西永宁（今洛宁县）的时候，李岩就当了李自成的谋主，杞县到永宁将近千里，李岩和红娘子领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长途行军，为什么沿途各州县毫无察觉，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呢？
此外，按诸书的记载，红娘子同饥民救出李岩后一道投入了李自成起义军。这以后正是李白成起义军大发展的时期，差不多起义军每一天的活动都有比较可靠的记载，然而就连对红娘子津津乐道的作者，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位恒赫一时的女将的后来活动。
当然，崇祯年间的杞县并不是世外桃源。崇祯八年扫地王所部起义军八万人进攻杞县，由于知县申佳胤负隅顽抗，没有破城。
崇桢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杞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在知县苏京的血腥镇压下，起义遭到了失败。当时杞县的乡绅孟绍虞，根据亲身见闻写了一篇《白桧行》。
有人据此把白莲教起义同红娘子攻杞县扯在一起，以致“红”“白”混淆，在时间和背景上自相矛盾。一方面言之凿凿，断定李岩是崇祯十三年下狱的，另一方面又把崇祯十一年的攻城事件说成是红娘子来救李岩。
从以上的考证可以得出结论：关于李岩（或李信）在参加李自成起义军以前的全部传说都是违反事实的。
（二）关于李岩参加起义军后的情况第一，李岩为农民革命大造舆论的问题。按照许多著述的记载，李岩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后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
李岩等造为谣言日：“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河南以北远近传播，小逞者延颈思乱。
其他一些书籍也有类似记载。这里的问题是，在李自成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大河南北的时候，民间流传这种革命歌谣，究竟是苦难深重的贫苦农民发自内心的向往呢？还是只有中过举的李岩才能编出呢？
连当时的一些封建文人和官僚都已指出，是得到解放或盼望解放的贫苦农民编出来的。请看张岱的记载：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速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甲申三月，明漕运巡抚路振飞给总督张国维的信中说：
承问敝乡（河北曲周县）事，言之愤悒。敝乡愚民疾视长上，编歌捏谣，伫望贼来。……
这些材料说明，“编歌捏谣”的并不是天才的宣传家李岩，而是广大贫苦农民。
证明李自成和他领导的队伍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广大群众是心向着起义军的。如果把它们说成是李岩的个人创作，无论是否符合群众的心愿，毕竟只是一种宣传。
对于那些把起义农民视作寇仇的统治阶级来说，当然宁愿把这些歌谣说成是李岩的“虚声煽动”。
第二，关于李岩建议实行均田免赋的问题。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五年以后确实制定和推行了均田、免赋的政策，丁耀亢《出劫纪略》等材料反映的情况已为人们所熟知
。起义军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对明朝官僚进行“追赃助饷”，是为了解决对农民实行免赋以后的财政来源问题，这充分体现李自成起义军和大顺政权是农民革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
究竟谁是这一政策的倡导者？传统的说法仍是李岩。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说：“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同书《帝纪》卷十七说法略为不同：“自成性极残，伪党牛金星教以慈声惑众，谓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
其他一些书虽然没有提到均田，但在叙述起义军实行免粮政策时也归之于李岩的建议。
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颇值得研究。因为凡是反映大顺政权实行均田免粮的第一手材料都没有交代提出政策的人是准，而直接写明是出白李岩等人建议的作者，又都是同起义军没有接触的人。
其实，追赃助饷同免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过去几乎所有把免粮归功于李岩建议的书籍，都把追赃助饷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导人，而李岩和宋献策等人往往被描绘成对追赃助饷政策持保留态度。
这些书籍的作者不懂否定追赃助饷就是否定免粮。既然把追赃助饷政策的提出和推行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袖人物，那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免赋政策的提出也归功于他们。
实际上，大顺政权均田免粮政策的提出是有其政治、经济根源的。
明代后期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地租赋税的苛重，迫使农民大批地逃亡。采取流动力.式作战的起义军前身，正是在土地兼并和繁重赋役驱使下离乡背井的流民。
要说身受其害并已觉悟起来的起义军战士和他们的领袖，不懂得必需夺回被地主阶级兼并去的土地（即均田），不懂得要反对地主阶级政府迫呼敲朴的无情压榨（即免赋），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怎能设想李自成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在均田、免赋问题上还需要别人指点呢？当然可以合乎情理地设想，根据李自成等农民领袖的指示，由某些有文化的人起草具体的法令和告示，承办人是谁还是可以研究的
第三，关于李岩在起义军中的职务。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革命大发展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权，对军队也从组织上进行了整顿，起义军将领分别授予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称号。
根据《绥寇纪略》的说法，李自成设置了五营二十二将，“李岩为中营制将军，与其弟牟颇简束其下，勿纵掠。”
可是，《平寇志》卷六和《困榷》卷九十九谈到李自成起义军各营大将时却没有提到李岩，这未必是…种偶然的疏漏。
另外，李白成手下的各营主将（即制将军）所统率的军队差不多都在十万人左右.作战时是要独当一面的。
如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进兵陕西时.自己同刘宗敏等人率师攻潼关人陕，同时命令右营制将军袁宗第带领部队由河南邓县一带经商南、商州进军，然后会师西安。又如，在从陕西进军北京时，李自成同刘宗敏一道率师取道临汾、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同时命令左营制将军刘芳亮领兵渡过黄河后经河南怀庆、山西长治、河北保定，最后会师北京。
传说中的李岩既然是“有文武材”的中营制将军，又有女将“红娘子”相助，本应在攻城略地中大显身手，可是，谁也不知道他打过什么仗。
曾经有人说李岩参加过天津地区的战斗和北京防守战。其实有关这两次战役的记载并不可靠，这点下面还要谈到。
第四，关于所谓李岩封侯的问题。李自成在公元1644年正月正式建立大顺政权的时候，曾封功臣以五等爵，当时的大致规定是权将军和制将军封侯爵，果毅将军和威武将军封伯爵。
按照这一规定，如果确有制将军李岩的话，自然也应当封侯。然而在几种主要著作里偏偏没有李岩。大顺政权所封的侯、伯各书记载不大一致，用其他材料来印证可以肯定记（用其他材料来印证有关李自成部将的记载，可以看出《平寇志》比《绥寇纪略》要准确一些。
例如，《绥寇纪略》记起义军右营大将是刘希尧、白鹤鸣、刘体纯；《平寇志》的记载是袁宗第、白九鹤、刘体纯。
证之以《直隶商州志》等书，右营主将确实是袁宗第而不是刘希尧，白九鹤是白真鹤之误，《绥寇纪略》写成白鹤鸣就差得更远了。）
载比较正确的是《绥寇纪略》，即：“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毫侯李锦、磁侯刘芳亮、供侯张鼐（原注：一日义侯）、绵侯宗第、岳侯某（原注：失其姓名）、淮侯刘国昌”。
这里除了张鼐封的是义侯而不是英侯以外其他都是正确的，有后来的各种官方文书作证。
其他著作如《国榷》虽然误刘宗敏为磁侯，谷英为绵侯，但也没说李岩封什么侯。
到毛奇龄撰写《后鉴录》时，发现各种记载互有出入，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乱加窜改。他不知道李双喜和李过都是李锦的别名，竟在毫侯李过之外又把张鼐的义侯给了李双喜，而让张鼐继续顶着那个错误的英侯封号。
他见有的书上记刘宗敏为磁侯又深信不疑，于是把汝侯换给了刘芳亮。他相信李岩曾任制将军的说法，就抓住吴伟业留下的“失其姓名”的岳侯赏给了李岩。
他想到李自成手下权将军有两名，制将军是五营各一名，共计封侯的应当是七人，可是吴伟业的记载除岳侯外已有八人，他自己又让李锦用两个不同的名字多占了一个爵位，再加上李岩也得封侯，七个名额实在不敷分配，于是大笔一挥，把谷英、袁宗第、刘国昌三人的侯爵全给剥夺了。
（三）关于李岩在北京的传说
这里首先分析赵士锦《甲申纪事》中两处提到李岩的问题。
一处是起义军将领进入北京后的居住地址：“刘宗敏住田弘遇宅，李大亮住西城大宅，李岩、郭某不知其名住在周奎宅。”
赵士锦的这种说法很含糊，既可解释为李岩和郭某合住周奎的房子，也可解释为他对李岩的住所不清楚。
可是，后来许多书籍却一口咬定李岩就住在周奎家里。例如《平寇志》卷十载：（可以证明谷英、袁宗第、刘国昌被分别封为蕲侯、绵侯、淮侯的材料并不太少，请参看《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以下简称《顺治实录》）卷十八、卷二o和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八o二页。）
伪将军李岩据奎第。奎献长公主并银十万助军，希免祸。岩数其为国至戚，鄙吝不忠，夹足箍脑：奎复输银十万，岩笑日：此贼悭吝，不与杀手不吐也，烧烙铁熨其肤。一熨承银一万，累四十熨，遍身焦烂，承四十万矣？先后追银六十万两，珍玩币帛不计其数。其妻夫人卜氏及子妇皆拶指答死，奎犹未死，岩更令奎担水执爨以辱之乃死。
这段记载是不真实的，因为，刘尚友在李白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后，还亲眼见到周奎：他说：五月初一，“余见周皇亲率人赉金帛充赏赐。身衣丧服步行，人成指而叹焉”
《顺治实录》卷七载：顺治元年八月初七，“摄政和硕睿亲王赏故明周后父嘉定侯周奎缎百匹、银百两”。
可见，在起义军撤出北京三个多月以后，周奎仍然活着，所谓被李岩刑辱而死的记载纯属捏造，就连李岩住在周奎家里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同时在北京被起义军俘获的杨士聪是赵士锦的座师，他就有完全不同的记载：“（刘）宗敏据田（弘遇）府：四月初九日欲移周（奎）府而未果。坊刻称伪李都督据之者非，叉称以小房数间与周者亦非。”
赵士锦提到李岩的另一处地方是说李自成亲自率领起义军到山海关讨伐吴三桂，“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
这同其他记载是有矛盾的：如陈济生的《再生纪略》说，牛金星同贺有威、郭之纬两将留守。
《甲申传信录》说，李过和贺锦留守（按：贺锦当时在甘肃，此系误记）。《甲申核真略》说，西李都督同牛金星留守。《平寇志》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
在李自成率师出征后留守北京的大将究竟是谁需要进一步考证。
如果仅据赵士锦的记载就断定是李岩还不足以成立。其次，关于李岩在天津地区和北京城郊作战的问题。《甲申纪事》附录的一个塘报里，谈到明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报告说：
四月二十八日遏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率贼兵赶天津金总兵，至李村北首，因金总兵官兵往南回，李公子追赶十余里，将官兵杀死。李公子收兵，到李村下营一晚。二十九日李公子领兵回天津，天津城门俱闭了，不容李公子进城，内里百姓大炮打李公子，，李公子带领兵马星夜往北京。
这个材料从内容来看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如“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的说法不仅不符合李自成的军制（大顺军是不设总兵职务的），而且在当时民间流传的李公子一般都指李白成。
“天津金总兵”的说法也有问题，据乾隆四年《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明代最后一任天津总兵曹友义，并不姓金。
材料中所谈到的作战情况，在天津府志、县志和《天津卫志》里都无可查考。按当时情况分析，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战役失利后，二十六日返回北京，准备登极和西撤，不可能派出“制将军”一级的大将再东去追赶什么金总兵。
据《国榷》和程源的《孤臣纪哭》载，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后，明天津兵备道原毓宗立即投降，在城楼上树起“天应民顺”的黄旗，天津的老百姓也在门前贴上“民顺”的纸片。
可是，明天津总兵曹友义却顽固不化，“以牙兵五百斩关而出，毓宗以津兵邀之，友义单骑走”。很可能这个辽东生员报告的李公子追赶天津金总兵一事就是“毓宗以津兵邀之”的讹传。
有人还根据《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岩曾在北京领兵抵敌跟踪而来的吴三桂的军队。
（甲中年四月）癸未（二十六日）闯贼奉皇太子复入京城。三桂移檄降贼诸臣，许其反正，立功自赎。闯贼怒，囚其父襄，驱都城百姓毁崇文、宣武门民居数万间并夷牛马墙待战。三桂兵至，贼命刘宗敏、李过、李岩连兵十八营拒敌，唐通为前锋。兵初交，参将冯有威刺通堕马，得救去。白旗兵射刘宗敏堕马，亦救去，拔贼八寨，斩首二万。群贼奔入城。三桂兵至城下，贼挟吴襄乘城，呼三桂降。关兵射杀挟襄者。贼怒，杀襄并其家三十八人。
这段文字没有一句符合事实。因篇幅有限，不能逐句进行驳斥。这里只需指出，根据当时在京人的记载和清方纪录，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杀吴襄于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四月二十六日回京，二十九日称帝，三十日晨撤出北京。
这时清兵离北京还有一段距离，在得知起义军西撤的消息后，多尔衮命令阿济格和吴三桂等追击，自己在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
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的明政府御史曹溶、柳寅东等人还曾出面维持了两天“秩序”。五月上旬，清兵先后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县）和真定追上起义军，起义军作战失利继续西撤人山西，奉命追击的清军在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由此可见，戴笠等人说，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返回北京的当天，吴三桂和清兵（即所谓“白旗兵”）已经跟踪到城下，并且在北京同起义军作战，完全是信口开河。
既然这次“北京防守战”从头至尾都是虚构的，所谓李岩参与指挥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任何依据。
再次，关于李岩在北京的其他活动。据说，李岩在北京还有两件“义举”：一是出面保户天启皇后张氏（即懿安后）自尽；二是派兵保护杞县状元刘理顺。
这种“义举”，显然是封建史家为了美化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杜撰的，同李岩毫无关系。据明内侍赵璞的口述，张后是刘宗敏命人送回娘家之后自缢的。至于刘理顺之死，杨士聪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理顺家眷俱在杞县，止一妾相随。有幼子托薛所蕴，薛后从贼，不知其子存否？坊刻称妻妾四仆俱死及贼为罗拜者谬！”
（四）关于李岩因谗被杀的问题
李岩的结局，据说是这样的：
定州之败，鹿邑、考城、拓城诸县令为丁参将所诱执，送之南都。人一言河南全境皆反正。自成大惊，与其下谋之。岩日：“诚予臣以精卒二万，驰至中州，彼郡县必不故动，即动亦可得而收也。”
金星劝从其请。既而自成以为疑，金星见其疑也，进日：“河南天下形胜地，且属李岩故乡，若以大兵与之，是假蛟龙以云雨，必不制矣。异日者举中州之豪杰以与关中争胜负，即主上且奈之何？”
自成曰：“如是若何以劝我从之？”
金星日：“岩蓄叛已久，臣始劝从之以安其心耳。且岩与主上同姓，前闻宋军师谶语，在众中欣然有自负色.今河南反，彼不候军令，不荐他将，而自请兵，目中已无主矣：国兵新败，人心动摇，遂欲乘机窃柄以自王，是岂复可信乎？不如除之，无贻后患。”
自成日：“善”。
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为具，与岩帐饮、伏壮士于幕后，三爵后并其弟牟执而戮之。献策闻二李之死也，扼腕愤叹：刘宗敏按剑切齿以骂金星曰：“我见金星，即手剑斩之。”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而席卷归秦矣。…
类似记载见于《平寇志》卷十一、《国榷》卷一百二、《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后鉴录》以及《明史》等书。在李岩被杀的时间上，毛奇龄的《后鉴录》是列在李自成放弃北京但还未进入山西的途中，按时间推算当在五月上旬。《国榷》载于崇祯十七年六月丁丑日（六月初一为丁巳，丁丑当为六月二十一日）；《爝火录》卷四载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并指出李岩被杀的地点是山西平阳（今临汾）。
就表面来看，这些记载是言之成理的。可是，一经认真考查，漏洞又很多。
第一，时间不对。据丁启睿给南明弘光小朝廷的报告，归德府的叛乱发生在五月十六日。
《后鉴录》把杀李岩一事排在李自成尚未进入山西的途中，这时丁启光的反革命叛乱还没有发生，因此不值一驳。
《国榷》和《爝火录》分别载于六月二十一和二十二，虽然在归德府叛乱之后，然而这时李自成已回到陕西。
据一些材料记载，李自成在五月初十向太原进发，六月初一到山西闻喜并继续西进。可见，李自成经过平阳在五月下旬，怎么会在六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突然在平阳同他手下的文官武将讨论河南局势和处理李岩呢？
第二，编造和相信李岩因谗被杀的人都有一个严重的疏忽，他们于津津乐道李岩请兵之余，根本没有想到需要下工夫去查考李自成起义军当时在河南地区的分布情况。
在他们的主观想象中似乎李自成在河南只派了一批府县文官，没有什么军队，一旦某些地方发生反革命叛乱就只有从身边派军队去才能解决问题。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六年兵员总额已经达到一百万人。第二年年初，李自成从西安出发东征的时候，调集的军队不过二十多万人（其中包括后来留守山西、河北以及攻克北京后南征的军队），其他大部分军队都分散在湖北、河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驻防。
从现有材料来看，李自成当时在河南的军队数量是相当多的。特别是由绵侯袁宗第所统率的拥有十万以上大军的大顺军右营，当时正开抵河南中部地区。
沈颐仙《遗事琐谈》和孙之碌《二申野录》都记载了“自成右翼权将军袁宗第”在六月初一日率领所部来到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平定河南西平大土匪刘洪起的叛乱。
襄城县的地主劣绅张永祺也记载袁宗第的部队在平定汝宁叛乱之后进抵许昌地区的情况，他说：“永祺扶老母于崇祯十七年四月抵许（许昌）、襄（襄城）界卢家涧内潜任）不意闯逆伪都督袁姓者于六月十三日至许，攻破卢家洞，永祺同老母妻孥俱被贼缚，行李衣服剥劫一空。”
袁宗第是大顺军的右营主将。乾隆《直隶商州志》和《商南县志》等书都记载他曾经统率十万起义军进攻陕西商州地区。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当时在河南的大顺军数量并不少，大将也不乏其人。既然拥有十万以上大军的大顺军右营在六月十三日已经抵达许昌地区，试问李自成等人为什么在六月二十日左右还要舍近求远地商量派军队去河南呢？
难道李自成和他身边的大将、文官连自己的部队大致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吗？
李岩即便实有其人也不至于自信到这种程度，以为自己带二万人人豫就比袁宗第等人的十几万军队还顶用。
至于牛金星的进谗言就更加站不住脚，因为编造这种说法的人是以河南当时没有什么大顺军为前提的。即便牛金星愚不可及地在中间播弄是非，李自成也不可能相信。
第三，按照许多书籍的说法，李岩的被杀直接导致大顺政权内部将相离心，无法抵抗清军的进攻，终于造成了最后的失败。
这种说法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相信。其实，这根本不符合事实。李自成撤到山西以后，指定张天琳守大同，陈永福守太原，刘忠守长治，自己带着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和其他文武官员返回西安，准备集结力量，东山再起，并不是因为在山西站不住脚而“席卷归秦”。
至于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不仅在回西安的途中一直跟随着李自成，而且在西安期间也始终在李自成身边。这年十二月，清兵进攻潼关时，李自成还同刘宗敏亲自率领军队增援。
潼关失守后，李自成放弃西安，同刘宗敏、田见秀、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率领军队由商洛地区转入河南，再退到湖北。
牛金星在起义军撤到湖北时同他的儿子牛铨（时任大顺政权襄阳府尹）一起投降了清朝。
刘宗敏和宋献策是在这以后被清军俘虏的。刘宗敏英勇就义。宋献策屈膝投降，成了可耻的叛徒。事实说明，李自成在由北京撤回西安时一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军心离散的现象。所谓“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的说法，完全是海外奇谈。
以上就是我对有关李岩的材料所作的初步分析和探讨。毋庸讳言，在没有见到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以前，我是不相信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曾经有过李岩这个人物的。
由于个人所见资料有限，不妥之处难免，希望关心明末农民战争的同志们能提出意见，通过深入研究，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在与书友辩论中，谈到了李岩其人。
从顾城的考证看，历史上毫无疑问没有李岩其人，这个考证是极端严谨的，哪怕过去了四十年，还是没有任何关于李岩的任何第一手材料发现。
一、旧案重提
在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史籍中，李岩历来是受到广泛注意的人物之一。
然而，有关李岩事迹的史料，也是问题最多的。早在康熙年间就有人提出过疑问。
郑廉在《豫变纪略》中说：予于诸书纪豫处，颇效忠告焉。……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伙，岂无见闻？而不幸而陷贼者亦未闻贼中有李将军杞县人。
不知《明季遗闻》何所据而为此也。而《流寇志》（《平寇志》）诸书皆载之，不知其为乌有先生也。
尽管郑廉少年时期参加过同李自成联合作战的罗汝才起义军，在根据亲身见闻写成的书中，是以当事人谈当时事，以本地人谈本地事，但由于各种原因，他的意见从来不受重视。
其实，使人对李岩事迹产生怀疑并不仅仅是因为郑廉指出他是“乌有先生”，而是所有关于李岩的记载都不是第一手材料。
无论是现存的明代档案，还是直接参与镇压李自成起义的明代官僚的文集，都没有关于李岩事迹的确切记载。
就连一度接触过李自成起义军的人，在自己的著述里也大抵是根本不提李岩。
比如，描绘李岩在北京活动栩栩如生的材料，都是出于后来的一些著作，而不见于当时正在北京的杨士聪、徐应芬、陈济生、刘尚友、徐凝生、赵士锦等人依据亲身见闻写成的回忆录。
清初地方志保存了起义军同当地有关的大量材料，参加大顺政权的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般都可以查到。可是，只要事情一牵涉到李岩，地方志里不仅无迹可寻，而且处处唱反调。
比如，史籍说李岩是河南杞县人，《杞县志》的编者却申明杞县没有这个人；史籍中说李岩是明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李精白的家乡安徽阜阳的县志编纂人又宣称李精白同李岩毫无关系。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怀疑李岩存在的真实性。
那么，为什么有关李岩的记载竟是如此之多呢？这些记载既然无法找到原始材料，其源又是从何而来呢？二、李岩的传说是怎样混入史籍的？
（一）有关李岩的早期传说
早在李自成起义处于高潮的时候，在一部分同起义农民没有什么接触的人当中，就出现了关于“李公子”或李岩的传说。
这种传说，在当时还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比如，顾炎武在闯王进京时已经三十一岁，和李自成起义算是同时代，他由于没有亲身接触过起义军，在许多问题上只能是人云亦云。
他编的《明季实录》有这样的记载：“闻河南杞县举人李严又名李牟公子啸聚一方，互同谋逆。”又说，“闯贼的名自成，一名李炎，米脂人。”
这里，李岩（严）同李牟是一个人，而不是兄弟俩；李炎与李岩同音，又是李自成的别名。
这说明最初关于李岩的传说是相当模糊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传说中的“李公子”或李岩，往往指的是李白成。
如彭时亨在《中兴制寇策》中有这样一段话：彼所称李公子者……据中原，吞江汉，袭三秦，凌晋跨蜀，奄有四国，如建瓴然。虽古帝王之成功，不若是速矣，则民心使然也。
刘尚友在《定思小记》里记载李自成起义军进军北京时，“愚民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很明显，上述记载中的李公子并不是李岩，而是李自成。李自成被称作李岩，除了《明季实录》中说“自成，一名炎”以外，《程氏宗谱》在记湖北通山县地主武装头目程九伯杀害李自成时写的是杀“闯贼李延”
明末封建官僚曹应昌在李自成起义军席卷大河南北时写的《上高汇旃先生书》里也说，“且闻其更名李兖，以应孩儿兑上之谣”。这三条材料虽然用的字不同，但“李延”、“李炎”、“李兖”都是李岩的同音字或近音字，说明当时关于李自成又名李岩的传说是流传得相当广的。至于李自成为什么被称为李岩，目前因材料不足，尚无从判断。
在把李岩从朦胧的传说演变成有血有肉，亦言亦行的起义军显赫人物的过程中，清初的一些反动小说起了重要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懒道人编的《剿闯小史》和蓬蒿子编的《定鼎奇闻》。
《剿闯小史》出笼较早，从书中指清兵为“虏”和寄希望于南明弘光小朝廷判断，成书时间，至迟不晚于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占领南京，上距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不到一年。
从书中叙述的情节不难看出，作者对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整个过程是不大清楚的，连起义前期的著名领袖也一无所知，比如小说第一卷（即第一回）描写李自成起义时竞加上了“闯塌天兵盛称王”的标题，把叛徒刘国能的绰号安到了李自成头上。
描写李自成在北京的活动情况，则大量取材于《国变录》等书，比较符合事实。此外作者还利用当时社会上有关李岩的零碎传说虚构了不少情节。
可以说，后来史籍中出现的李岩事迹，懒道人基本上都已创作出来：《小史》出笼不久，有关李岩的情节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渗进史学著作.
在这种活动中，蓬蒿子的《定鼎奇闻》和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起的作用特别恶劣。
《定鼎奇闻》是清顺治八年刊行的一部极其无知的小说。它在许多地方直接取材于《小史》，只是在政治上由吹捧南明弘光小朝廷为歌颂满洲贵族。
蓬蒿子为了迎合清朝的政治需要，大大压缩《小史》中比较合乎事实的叙述，代之以大量荒诞无稽的虚构。
在李岩的问题上，不仅因袭了《小史》的编造，而且有所“创新”。
由于《奇闻》内容极端荒唐，本不足以欺骗世人。可是，到康熙初年出了位热心胜朝遗事的“史学家”计六奇：
他在兼收并蓄编辑《明季北略》基本结束以后，仍觉余兴未尽，看到《定鼎奇闻》如获至宝，又特别增加补遗一卷（即卷二十三），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摘录编排。
于是，李自成出身于富裕的小康之家，父亲是财主李十戈…，李自成是“杀星降凡”，当公子哥儿时还作过一首咏螃蟹的诗等奇谈怪论便相继产生。大量有关李岩的“史料”也跟着被发掘出来，涌进史学著作。
比如李岩的《劝赈歌》，李岩初见李自成时互相恭维的对话，李岩同宋献策在北京就明朝科举和佛教问题的长篇议论，以及李岩谏自成四事的上疏等等，都成了后来研究这次起义的重要“史料”。
为了使不易接触《定鼎奇闻》的读者，对《明季北略》是怎样对《定鼎奇闻》进行“史学”加工的有所了解，这里选录一段供参考。
蓬蒿子在描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以前，说李自成结九十八寨响马起事，被推为大元帅、闯王，有李岩、宋献策以及牛金星等二十一员“骁将”来谒，然后有以下一段叙述：
次日，自成升帐，聚集宋矮子、李岩、牛金星、唐启原等，先定各贼将文武官衔，后议分派地方，领兵前去攻杀：宋献策为开国大军师，牛金星为天祐阁大学士，唐启原为提督四路戎马大元帅，刘崇文为权将军，戈宝为正监军，冯岳为毅将军，王年为左监军，容天成为锐将军，王贾为右监军，李岩为制将军，柏止善为果将军，苗人凤为左先锋，王漪清为龙护将军，祖有光为右先锋，张泽为豹略将军，管无昏为前先锋，顾永龙为飚将军，朱浦为压队大将军，吴风典为迅将军，李承元为征西将军，赵礼为右击将军，李年为讨北将军，孙世康为协赞将军，陈泯为镇东将军，田之秀为虎贲将军，张林为图南将军。
且说闯王商定了许多伪职，即差锐将军容天成、左先锋苗人凤、右先锋祖有光统兵十万先去攻杀河南。当下制将军李岩对闯王李自成道：“吾主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禁暴恤民。”又道：“目今虽云朝廷失政，只是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因年荒饷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之中，故此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是假托仁义，佯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管事，曾经酷虐人民者勘实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那时百姓自然乐从，还要箪食壶浆，叩迎马首。”
自成听说喜得眼花没缝，无不依计而行。即令李岩前队。李岩又用一计暗差心腹多人，扮作客商，四下传布说李公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叉编成口号教导小儿们歌：“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一回来这些百姓连遭荒欠，又遇官府横加苛敛，今听了这几句童谣，恨不得李公子之早到。只是愚民认李公子就是闯王，却不晓得是一正一付
计六奇编辑《明季北略》时，把这段情节分成两条，在题为“贼将官衔”的条目下，逐名不漏地照抄上述名单，只是把刘崇文改为刘宗敏，容天成改为谷大成，管无昏改为管抚民，李年改为李牟，田之秀改为苗之秀，并把各人名字下面的为字一律删掉。
然后加了一段按语：“以上官衔，俱自成初时所定。后入荆，复定九等。至姓氏俱有隐误者，予虽改正～二，犹未尽核也。当俟付梓时，悉取诸书与同志细核之耳。然野史所纪琐事，颇多实者。”
名单下面的一段描写，计六奇经过文字加工，编成“李岩说自成假行仁义”一条：修饰后的文字如下：
自成既定伪官，即命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李岩进曰：“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自成悉从之。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日：“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成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民认李公子即闯王，而不知闯王乃自成也。
李岩曾举孝廉，其父精白，尚书也，故人呼岩为李公子。
应当承认，经过计六奇加工的文字，小说气味确实大大减弱，给人以颇合史裁之感。
从他在“贼将官衔”一条后面加的按语来看，是把《定鼎奇闻》当作野史，并且认为“所纪琐事，颇多实者”。
《定鼎奇闻》能否算野史，内容是否“颇多实者”？
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回答并不困难。
只要把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底进入河南以前的情况同它略加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崇祯十一年李自成义军在优势的敌军追击下，连续遭到重大挫折，剩下的部众约一千多人。
在这以后的两年里，李白成起义军活动于陕、川、鄂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避免同明军正面作战。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大义凛然地顶住了农民战争中投降受抚的逆流。这同蓬蒿子所描写的大封官职、派兵十万攻取河南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至于被计六奇赞为“颇多实者”的将领名单，不过是蓬蒿子主观想象的产物。
有关李岩的传说，正是同这些谬误一道经蓬蒿子、计六奇之流以假乱真的加工进入史籍的。
现在被当作研究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主要资料的许多大部头著作都是在康熙年间问世的。
就是说，是在《剿闯小史》和《定鼎奇闻》中的一些情节。在人们口头上已经流传了十几年以后。再加上计六奇把小说的情节编入《明季北略》，从而以讹传讹，引用《明季北略》的人越来越多，而《北略》卷二十三取材的《定鼎奇闻》，却因毫无艺术价值而逐渐湮灭无闻。
（三）钦定《明史》的恶劣影响
关于李岩，康熙年间曾有人就其真伪问题进行过辩驳。《县志》的编者，发现《樵史》和《明史纪事本末》载有杞县举人李岩在起义军中担任要职一事，写了《李公子辨》，用确凿的事实说明全属虚构。
《阜阳县志》收进了康熙年间本县进士李祖旦的一篇考证文章，论证李精白同传说中的李岩没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在这些书刊行以后，特别是郑廉明确地提出李岩是“乌有先生”之后，关于李岩真伪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澄清呢？
这就需要谈谈钦定《明史》的恶劣作用了。钦定《明史》编纂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从康熙皇帝玄烨起到乾隆皇帝弘历止，都把编纂明史当作加强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对全国实行精神奴役的重要手段。
由于《明史》是所谓钦定的正史，李岩的传说同李自成事迹一起被采录，在清初大兴**的政治高压下，自然没有人敢出来唱反调。
就连康熙年间提出疑问的某些著述，因为同乾隆四年正式颁行的钦定《明史》相冲突，也销声匿迹了。
例如，康熙《杞县志·李公子辨》里有这样一段话：“独怪符应泰作《纪事本末》亦妄行采人。一事失真，举属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传后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录……～代信史不将来魏收之讥耶？”
编者的本意在于提醒明史馆的衮衮诸公注意核实，不要重复《明史纪事本末》的错误。
不料后来颁行的《明史》果真“公然采录”.而且比《纪事本末》还有过之无不及。
到乾隆五十三年重修《杞县志》时当事者知道如果再收入《李公子辨》，就难免被加上讥讽钦定正史为魏收“秽史”的罪状，只好忍痛割爱。
道光《阜阳县志》的编者，明知旧志中李祖旦关于李精白同李岩毫无关系的考证无可怀疑，也无可奈何地加上了一段模棱两可的文字，一方面肯定“明初以来迄精白未有家于河南者。李栩保护乡里为袁时中所害，颖人至今能言之。”另一方面又板起面孔说，“兹考《明史》所载则李信原委本末甚详备，即谓非栩而其为精白子固昭昭也。若仅依据一家谱系相辨证，而钦颁信史置之不顾，非理之可安者。”
反映了编者既想维护事实真相又要竭力避免同“钦颁信史”相对抗的矛盾心情。至于郑廉的《豫变纪略》，自康熙年间刊行后直到清王朝覆灭从未出版，原因之一可能也是书中的记载同钦定《明史》相抵触。
三、有关李岩事迹的若干考证
（一）李岩的出身和早期经历
人们经常引用的《明季北略》，对李岩投身农民起义以前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原文如下：
李岩，河南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材。弟牟，庠士。父某，进士，故世称岩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离。
岩进白：“暂休征比，设法赈给。”
宋令曰：”杨阁部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
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子闻之，遂纠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
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日：“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宋今急邀岩议，岩日：“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室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
众日：“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耳。”
宋闻之而惧，谓岩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共奈之何？
遂申报按察司云：“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比较？恐滋蔓难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据县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
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日：“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
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口先行，随一炬而去。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民二三百而已。
这里并没提李岩是李精白的儿子，原名李信以及与红娘子有瓜葛。吴伟业从顺治九年开始编辑、康熙年间刊行的《绥寇纪略》里有以下的记载：
杞县举人李岩者，初名信，熹庙大司马李精白子也（原注：精白原籍颖州卫）。性傲傥非常，尝出家粟千石赈荒。人德之，争称李公子。李公子父阉党也，士大夫羞与齿，信恒以为憾。
因乱请之督府，用捍卫乡里，权宜窃兵柄以报其所不平（原注：传云授安义襄乡备御）。
杞人士仇之，缘他事文致为通贼（原注：中州时讨红娘子贼。红娘子，绳伎女也，获信，强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从，后乘间窃归，为杞人所执。红娘子来救，饥民开门纳贼）.令亦恶其市名得众，遂执而锢之狱。
民之德之者日：“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乃杀令破械出之李公子之在狱也，思自成既为众所拥，叹日：“今日反决矣！”遂往投自成。自成闻其名礼重之，改名岩，伪署制将军用事。
李岩的出身和参加李自成起义军的大致情节就是这样。康熙年间编成的一些有关明未农民战争的著名书籍，如彭孙贻的《平寇志》，戴笠等的《怀陵流寇始终录》、谈迁的《困榷》，查继佐的《罪惟录》以及毛奇龄的《后鉴录》等也有类似记载。
遂至乾隆年间成书的钦定《明史》亦采纳了这些说法，于是便成了不易之铁案。然而它们是经不起查核的。
第一，杞县没有李岩，李精白同李岩也毫无关系。《杞县志》在记载该县历年所中举人和进士的《选举志》里，根本没有李岩（或李信），李岩的“父亲”李精白也榜上无名。
康熙《杞县志》的编者还专门写了《李公子辨》，申明杞县没有参加起义军的“李公子”。
李精白虽有其人，但籍贯并非杞县。《河南通志》卷四十五载，李精白中万历癸丑科进士，下注尉氏县人。
康熙《开封府志》也有同样记载。可是在《尉氏县志》卷八《选举表》中却找不到李精白。一般来说，县志出错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在科举时代本县出了一名进士或举人是被当作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尉氏县志》阙而不载，说明府志和省志的记载有问题。从《绥寇纪略》的原注中得知，李精白的籍贯有另一种说法，即“原籍颖州卫人”。平步青撰《霞外搪屑》（卷五），根据进士题名碑指出“万历癸丑，李精白，河南颖州卫军籍直隶颖州人”。
此外，《山东通志》卷四十九也载天启朝巡抚“李精白，颖州进士。”颖州在明代属南直隶，清代属安徽省，府治在今安徽阜阳县。
为什么安徽阜阳人中了进士被记载到河南开封府的《选举志》里面去了呢？《颖州府志》和《阜阳县志》对这个问题曾有回答。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在设立军卫所时造成军队同地方犬牙相制的局面，故意把颖州卫划归河南都指挥使管辖：所以，在《颖州府志》卷七《选举表》阜阳一栏里可以看到所中举人进士下注“河南中式”的人很多，这些人都是属于颖州卫籍的，李精白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李精白的家世，《阜阳县志》里有康熙年间邑人李祖旦的一篇考证文章，说：按明季河南杞县举人李信从闯贼，后改名岩，称为李公子，传为李精白子。
考李氏家乘，精白原籍山东兖州府曹县固村人。明初李天从徐达征元有功，授颖州卫右所小旗，升总旗，后为颖州人。
颖州卫籍附河南开封府乡试，故精白为开封府籍，非杞人也。
精白生子长麟孙，次鹤孙。当崇祯八年流贼破颖，鹤孙已先死。
李信之从闯则在崇祯十三年。麟孙改名栩，自崇祯八年以义勇保护乡里著。至十五年死于流贼袁时中，而李信至十七年闯贼僭号后始为牛金星谮死。
以麟孙、鹤孙存殁年分考证，殊不相符。李精白止生二子一女，麟孙、鹤孙之外无有名信者。麟孙、鹤孙俱以万历庚中年入学，鹤孙早死，麟孙于崇祯元年拔贡，亦非举人。及阅河南《杞具志》有《李公子辨》，谓岩并非相人。夫以欧阳公作五代史而李仁福韩逊皆不知其世，寇盗乌合之徒，传闻失实，大概然矣。
李祖旦根据李氏家谱说明了李精白一家的来龙去脉。指出他家祖籍山东曹县，从洪武年间起就隶籍颖州卫。由于颖州卫属河南都司管辖，卫籍的人参加乡试时附于河南开封府。
这就是《开封府志》和《河南通志》在《选举志》里记载李精白的原因，而下注“尉氏人”则是因卫籍致误。
文中还指出，李精白只有两个儿子，次子鹤孙早死，麟孙后改名李栩，是一个专门从事镇压农民起义的土豪劣绅。《阜阳县志》卷十二有《李栩传》，详细记载了他组织地主武装同农民军对抗，得到明政府的赏识，“抚按交荐于朝”，先后赏以都司和参将的职衔，最后在崇祯十五年九月被小袁营的袁时中所杀。
范光阳著《双云堂文稿》卷一也有《李栩传》，内容与《阜阳县志》近似，其中引李栩的话说：“吾先人止二子，弟已死，吾再死谁主先人祀者？”
以上材料，足以推翻李岩是杞县人，中过举，是大司马李精白的儿子等错误说法。
第二,关于李岩因出粟赈荒被县令宋某关进监狱‘红娘子和饥民营救,破城杀令，投入李自成起义军的说法，完全是莫须有。
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崇祯十五年李自成起义军占领杞县以前，杞县并没有被饥民或“红娘子”的队伍攻破过，也没有什么姓宋的县令被起义农民处死的事。
据《杞县志》卷九《职官志》记载，崇祯年间的知县元年到四年是宋玫，四年到七年是黎王田，七年到十年是申佳胤，十年到十四年是苏京，十四年到十五年杞县被起义军占领时的知县是吕翕如。
而且前面四任知县没有一个是在任期内被杀的，也没有一个在任期内发生过破城之事。四任县令中确有一人姓宋，就是宋玫，而他任知县又是在崇祯四年以前，同传说中崇祯十三年为救李岩而破城杀令的说法在时间上相隔太远。
何况宋玫在离任后当过吏科给事中和工部侍郎，直到崇祯十六年二月在山东莱阳才因清兵破城被杀。
如果说县令的姓氏搞错了，那么崇祯十三年任知县的是苏京。在他的任期内虽然发生过白莲教进攻县城的事件，但没有破城杀令，苏京在离任以后还当了河南巡按御史。
这里再谈一下所谓“红娘子之乱”的问题。崇祯年间，河南各地大小农民起义此伏彼卢，只要在本地稍为著名一点的，县志上一般都有记载，首领人物的名字和活动情况也大抵可考。
可是红娘子究竟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何时何地聚众起义，却无明文记载。有的书说红娘子攻开封时掳得李信（即李岩）。
既然这支起义军敢于攻打明代周王的封地，可见实力雄厚，为什么清初《开封府志》却毫无反映呢？
至于说李岩被囚于杞县，红娘子来救，清初《县志》不仅没有记载，反而辩驳。
而且，按通常说法，化崇祯十三年底李自成起义军攻占豫西永宁（今洛宁县）的时候，李岩就当了李自成的谋主，杞县到永宁将近千里，李岩和红娘子领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长途行军，为什么沿途各州县毫无察觉，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呢？
此外，按诸书的记载，红娘子同饥民救出李岩后一道投入了李自成起义军。这以后正是李白成起义军大发展的时期，差不多起义军每一天的活动都有比较可靠的记载，然而就连对红娘子津津乐道的作者，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位恒赫一时的女将的后来活动。
当然，崇祯年间的杞县并不是世外桃源。崇祯八年扫地王所部起义军八万人进攻杞县，由于知县申佳胤负隅顽抗，没有破城。
崇桢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杞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在知县苏京的血腥镇压下，起义遭到了失败。当时杞县的乡绅孟绍虞，根据亲身见闻写了一篇《白桧行》。
有人据此把白莲教起义同红娘子攻杞县扯在一起，以致“红”“白”混淆，在时间和背景上自相矛盾。一方面言之凿凿，断定李岩是崇祯十三年下狱的，另一方面又把崇祯十一年的攻城事件说成是红娘子来救李岩。
从以上的考证可以得出结论：关于李岩（或李信）在参加李自成起义军以前的全部传说都是违反事实的。
（二）关于李岩参加起义军后的情况第一，李岩为农民革命大造舆论的问题。按照许多著述的记载，李岩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后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
李岩等造为谣言日：“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河南以北远近传播，小逞者延颈思乱。
其他一些书籍也有类似记载。这里的问题是，在李自成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大河南北的时候，民间流传这种革命歌谣，究竟是苦难深重的贫苦农民发自内心的向往呢？还是只有中过举的李岩才能编出呢？
连当时的一些封建文人和官僚都已指出，是得到解放或盼望解放的贫苦农民编出来的。请看张岱的记载：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速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甲申三月，明漕运巡抚路振飞给总督张国维的信中说：
承问敝乡（河北曲周县）事，言之愤悒。敝乡愚民疾视长上，编歌捏谣，伫望贼来。……
这些材料说明，“编歌捏谣”的并不是天才的宣传家李岩，而是广大贫苦农民。
证明李自成和他领导的队伍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广大群众是心向着起义军的。如果把它们说成是李岩的个人创作，无论是否符合群众的心愿，毕竟只是一种宣传。
对于那些把起义农民视作寇仇的统治阶级来说，当然宁愿把这些歌谣说成是李岩的“虚声煽动”。
第二，关于李岩建议实行均田免赋的问题。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五年以后确实制定和推行了均田、免赋的政策，丁耀亢《出劫纪略》等材料反映的情况已为人们所熟知
。起义军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对明朝官僚进行“追赃助饷”，是为了解决对农民实行免赋以后的财政来源问题，这充分体现李自成起义军和大顺政权是农民革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
究竟谁是这一政策的倡导者？传统的说法仍是李岩。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说：“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同书《帝纪》卷十七说法略为不同：“自成性极残，伪党牛金星教以慈声惑众，谓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
其他一些书虽然没有提到均田，但在叙述起义军实行免粮政策时也归之于李岩的建议。
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颇值得研究。因为凡是反映大顺政权实行均田免粮的第一手材料都没有交代提出政策的人是准，而直接写明是出白李岩等人建议的作者，又都是同起义军没有接触的人。
其实，追赃助饷同免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过去几乎所有把免粮归功于李岩建议的书籍，都把追赃助饷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导人，而李岩和宋献策等人往往被描绘成对追赃助饷政策持保留态度。
这些书籍的作者不懂否定追赃助饷就是否定免粮。既然把追赃助饷政策的提出和推行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袖人物，那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免赋政策的提出也归功于他们。
实际上，大顺政权均田免粮政策的提出是有其政治、经济根源的。
明代后期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地租赋税的苛重，迫使农民大批地逃亡。采取流动力.式作战的起义军前身，正是在土地兼并和繁重赋役驱使下离乡背井的流民。
要说身受其害并已觉悟起来的起义军战士和他们的领袖，不懂得必需夺回被地主阶级兼并去的土地（即均田），不懂得要反对地主阶级政府迫呼敲朴的无情压榨（即免赋），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怎能设想李自成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在均田、免赋问题上还需要别人指点呢？当然可以合乎情理地设想，根据李自成等农民领袖的指示，由某些有文化的人起草具体的法令和告示，承办人是谁还是可以研究的
第三，关于李岩在起义军中的职务。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革命大发展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权，对军队也从组织上进行了整顿，起义军将领分别授予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称号。
根据《绥寇纪略》的说法，李自成设置了五营二十二将，“李岩为中营制将军，与其弟牟颇简束其下，勿纵掠。”
可是，《平寇志》卷六和《困榷》卷九十九谈到李自成起义军各营大将时却没有提到李岩，这未必是…种偶然的疏漏。
另外，李白成手下的各营主将（即制将军）所统率的军队差不多都在十万人左右.作战时是要独当一面的。
如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进兵陕西时.自己同刘宗敏等人率师攻潼关人陕，同时命令右营制将军袁宗第带领部队由河南邓县一带经商南、商州进军，然后会师西安。又如，在从陕西进军北京时，李自成同刘宗敏一道率师取道临汾、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同时命令左营制将军刘芳亮领兵渡过黄河后经河南怀庆、山西长治、河北保定，最后会师北京。
传说中的李岩既然是“有文武材”的中营制将军，又有女将“红娘子”相助，本应在攻城略地中大显身手，可是，谁也不知道他打过什么仗。
曾经有人说李岩参加过天津地区的战斗和北京防守战。其实有关这两次战役的记载并不可靠，这点下面还要谈到。
第四，关于所谓李岩封侯的问题。李自成在公元1644年正月正式建立大顺政权的时候，曾封功臣以五等爵，当时的大致规定是权将军和制将军封侯爵，果毅将军和威武将军封伯爵。
按照这一规定，如果确有制将军李岩的话，自然也应当封侯。然而在几种主要著作里偏偏没有李岩。大顺政权所封的侯、伯各书记载不大一致，用其他材料来印证可以肯定记（用其他材料来印证有关李自成部将的记载，可以看出《平寇志》比《绥寇纪略》要准确一些。
例如，《绥寇纪略》记起义军右营大将是刘希尧、白鹤鸣、刘体纯；《平寇志》的记载是袁宗第、白九鹤、刘体纯。
证之以《直隶商州志》等书，右营主将确实是袁宗第而不是刘希尧，白九鹤是白真鹤之误，《绥寇纪略》写成白鹤鸣就差得更远了。）
载比较正确的是《绥寇纪略》，即：“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毫侯李锦、磁侯刘芳亮、供侯张鼐（原注：一日义侯）、绵侯宗第、岳侯某（原注：失其姓名）、淮侯刘国昌”。
这里除了张鼐封的是义侯而不是英侯以外其他都是正确的，有后来的各种官方文书作证。
其他著作如《国榷》虽然误刘宗敏为磁侯，谷英为绵侯，但也没说李岩封什么侯。
到毛奇龄撰写《后鉴录》时，发现各种记载互有出入，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乱加窜改。他不知道李双喜和李过都是李锦的别名，竟在毫侯李过之外又把张鼐的义侯给了李双喜，而让张鼐继续顶着那个错误的英侯封号。
他见有的书上记刘宗敏为磁侯又深信不疑，于是把汝侯换给了刘芳亮。他相信李岩曾任制将军的说法，就抓住吴伟业留下的“失其姓名”的岳侯赏给了李岩。
他想到李自成手下权将军有两名，制将军是五营各一名，共计封侯的应当是七人，可是吴伟业的记载除岳侯外已有八人，他自己又让李锦用两个不同的名字多占了一个爵位，再加上李岩也得封侯，七个名额实在不敷分配，于是大笔一挥，把谷英、袁宗第、刘国昌三人的侯爵全给剥夺了。
（三）关于李岩在北京的传说
这里首先分析赵士锦《甲申纪事》中两处提到李岩的问题。
一处是起义军将领进入北京后的居住地址：“刘宗敏住田弘遇宅，李大亮住西城大宅，李岩、郭某不知其名住在周奎宅。”
赵士锦的这种说法很含糊，既可解释为李岩和郭某合住周奎的房子，也可解释为他对李岩的住所不清楚。
可是，后来许多书籍却一口咬定李岩就住在周奎家里。例如《平寇志》卷十载：（可以证明谷英、袁宗第、刘国昌被分别封为蕲侯、绵侯、淮侯的材料并不太少，请参看《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以下简称《顺治实录》）卷十八、卷二o和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八o二页。）
伪将军李岩据奎第。奎献长公主并银十万助军，希免祸。岩数其为国至戚，鄙吝不忠，夹足箍脑：奎复输银十万，岩笑日：此贼悭吝，不与杀手不吐也，烧烙铁熨其肤。一熨承银一万，累四十熨，遍身焦烂，承四十万矣？先后追银六十万两，珍玩币帛不计其数。其妻夫人卜氏及子妇皆拶指答死，奎犹未死，岩更令奎担水执爨以辱之乃死。
这段记载是不真实的，因为，刘尚友在李白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后，还亲眼见到周奎：他说：五月初一，“余见周皇亲率人赉金帛充赏赐。身衣丧服步行，人成指而叹焉”
《顺治实录》卷七载：顺治元年八月初七，“摄政和硕睿亲王赏故明周后父嘉定侯周奎缎百匹、银百两”。
可见，在起义军撤出北京三个多月以后，周奎仍然活着，所谓被李岩刑辱而死的记载纯属捏造，就连李岩住在周奎家里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同时在北京被起义军俘获的杨士聪是赵士锦的座师，他就有完全不同的记载：“（刘）宗敏据田（弘遇）府：四月初九日欲移周（奎）府而未果。坊刻称伪李都督据之者非，叉称以小房数间与周者亦非。”
赵士锦提到李岩的另一处地方是说李自成亲自率领起义军到山海关讨伐吴三桂，“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
这同其他记载是有矛盾的：如陈济生的《再生纪略》说，牛金星同贺有威、郭之纬两将留守。
《甲申传信录》说，李过和贺锦留守（按：贺锦当时在甘肃，此系误记）。《甲申核真略》说，西李都督同牛金星留守。《平寇志》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
在李自成率师出征后留守北京的大将究竟是谁需要进一步考证。
如果仅据赵士锦的记载就断定是李岩还不足以成立。其次，关于李岩在天津地区和北京城郊作战的问题。《甲申纪事》附录的一个塘报里，谈到明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报告说：
四月二十八日遏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率贼兵赶天津金总兵，至李村北首，因金总兵官兵往南回，李公子追赶十余里，将官兵杀死。李公子收兵，到李村下营一晚。二十九日李公子领兵回天津，天津城门俱闭了，不容李公子进城，内里百姓大炮打李公子，，李公子带领兵马星夜往北京。
这个材料从内容来看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如“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的说法不仅不符合李自成的军制（大顺军是不设总兵职务的），而且在当时民间流传的李公子一般都指李白成。
“天津金总兵”的说法也有问题，据乾隆四年《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明代最后一任天津总兵曹友义，并不姓金。
材料中所谈到的作战情况，在天津府志、县志和《天津卫志》里都无可查考。按当时情况分析，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战役失利后，二十六日返回北京，准备登极和西撤，不可能派出“制将军”一级的大将再东去追赶什么金总兵。
据《国榷》和程源的《孤臣纪哭》载，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后，明天津兵备道原毓宗立即投降，在城楼上树起“天应民顺”的黄旗，天津的老百姓也在门前贴上“民顺”的纸片。
可是，明天津总兵曹友义却顽固不化，“以牙兵五百斩关而出，毓宗以津兵邀之，友义单骑走”。很可能这个辽东生员报告的李公子追赶天津金总兵一事就是“毓宗以津兵邀之”的讹传。
有人还根据《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岩曾在北京领兵抵敌跟踪而来的吴三桂的军队。
（甲中年四月）癸未（二十六日）闯贼奉皇太子复入京城。三桂移檄降贼诸臣，许其反正，立功自赎。闯贼怒，囚其父襄，驱都城百姓毁崇文、宣武门民居数万间并夷牛马墙待战。三桂兵至，贼命刘宗敏、李过、李岩连兵十八营拒敌，唐通为前锋。兵初交，参将冯有威刺通堕马，得救去。白旗兵射刘宗敏堕马，亦救去，拔贼八寨，斩首二万。群贼奔入城。三桂兵至城下，贼挟吴襄乘城，呼三桂降。关兵射杀挟襄者。贼怒，杀襄并其家三十八人。
这段文字没有一句符合事实。因篇幅有限，不能逐句进行驳斥。这里只需指出，根据当时在京人的记载和清方纪录，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杀吴襄于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四月二十六日回京，二十九日称帝，三十日晨撤出北京。
这时清兵离北京还有一段距离，在得知起义军西撤的消息后，多尔衮命令阿济格和吴三桂等追击，自己在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
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的明政府御史曹溶、柳寅东等人还曾出面维持了两天“秩序”。五月上旬，清兵先后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县）和真定追上起义军，起义军作战失利继续西撤人山西，奉命追击的清军在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由此可见，戴笠等人说，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返回北京的当天，吴三桂和清兵（即所谓“白旗兵”）已经跟踪到城下，并且在北京同起义军作战，完全是信口开河。
既然这次“北京防守战”从头至尾都是虚构的，所谓李岩参与指挥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任何依据。
再次，关于李岩在北京的其他活动。据说，李岩在北京还有两件“义举”：一是出面保户天启皇后张氏（即懿安后）自尽；二是派兵保护杞县状元刘理顺。
这种“义举”，显然是封建史家为了美化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杜撰的，同李岩毫无关系。据明内侍赵璞的口述，张后是刘宗敏命人送回娘家之后自缢的。至于刘理顺之死，杨士聪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理顺家眷俱在杞县，止一妾相随。有幼子托薛所蕴，薛后从贼，不知其子存否？坊刻称妻妾四仆俱死及贼为罗拜者谬！”
（四）关于李岩因谗被杀的问题
李岩的结局，据说是这样的：
定州之败，鹿邑、考城、拓城诸县令为丁参将所诱执，送之南都。人一言河南全境皆反正。自成大惊，与其下谋之。岩日：“诚予臣以精卒二万，驰至中州，彼郡县必不故动，即动亦可得而收也。”
金星劝从其请。既而自成以为疑，金星见其疑也，进日：“河南天下形胜地，且属李岩故乡，若以大兵与之，是假蛟龙以云雨，必不制矣。异日者举中州之豪杰以与关中争胜负，即主上且奈之何？”
自成曰：“如是若何以劝我从之？”
金星日：“岩蓄叛已久，臣始劝从之以安其心耳。且岩与主上同姓，前闻宋军师谶语，在众中欣然有自负色.今河南反，彼不候军令，不荐他将，而自请兵，目中已无主矣：国兵新败，人心动摇，遂欲乘机窃柄以自王，是岂复可信乎？不如除之，无贻后患。”
自成日：“善”。
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为具，与岩帐饮、伏壮士于幕后，三爵后并其弟牟执而戮之。献策闻二李之死也，扼腕愤叹：刘宗敏按剑切齿以骂金星曰：“我见金星，即手剑斩之。”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而席卷归秦矣。…
类似记载见于《平寇志》卷十一、《国榷》卷一百二、《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后鉴录》以及《明史》等书。在李岩被杀的时间上，毛奇龄的《后鉴录》是列在李自成放弃北京但还未进入山西的途中，按时间推算当在五月上旬。《国榷》载于崇祯十七年六月丁丑日（六月初一为丁巳，丁丑当为六月二十一日）；《爝火录》卷四载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并指出李岩被杀的地点是山西平阳（今临汾）。
就表面来看，这些记载是言之成理的。可是，一经认真考查，漏洞又很多。
第一，时间不对。据丁启睿给南明弘光小朝廷的报告，归德府的叛乱发生在五月十六日。
《后鉴录》把杀李岩一事排在李自成尚未进入山西的途中，这时丁启光的反革命叛乱还没有发生，因此不值一驳。
《国榷》和《爝火录》分别载于六月二十一和二十二，虽然在归德府叛乱之后，然而这时李自成已回到陕西。
据一些材料记载，李自成在五月初十向太原进发，六月初一到山西闻喜并继续西进。可见，李自成经过平阳在五月下旬，怎么会在六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突然在平阳同他手下的文官武将讨论河南局势和处理李岩呢？
第二，编造和相信李岩因谗被杀的人都有一个严重的疏忽，他们于津津乐道李岩请兵之余，根本没有想到需要下工夫去查考李自成起义军当时在河南地区的分布情况。
在他们的主观想象中似乎李自成在河南只派了一批府县文官，没有什么军队，一旦某些地方发生反革命叛乱就只有从身边派军队去才能解决问题。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六年兵员总额已经达到一百万人。第二年年初，李自成从西安出发东征的时候，调集的军队不过二十多万人（其中包括后来留守山西、河北以及攻克北京后南征的军队），其他大部分军队都分散在湖北、河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驻防。
从现有材料来看，李自成当时在河南的军队数量是相当多的。特别是由绵侯袁宗第所统率的拥有十万以上大军的大顺军右营，当时正开抵河南中部地区。
沈颐仙《遗事琐谈》和孙之碌《二申野录》都记载了“自成右翼权将军袁宗第”在六月初一日率领所部来到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平定河南西平大土匪刘洪起的叛乱。
襄城县的地主劣绅张永祺也记载袁宗第的部队在平定汝宁叛乱之后进抵许昌地区的情况，他说：“永祺扶老母于崇祯十七年四月抵许（许昌）、襄（襄城）界卢家涧内潜任）不意闯逆伪都督袁姓者于六月十三日至许，攻破卢家洞，永祺同老母妻孥俱被贼缚，行李衣服剥劫一空。”
袁宗第是大顺军的右营主将。乾隆《直隶商州志》和《商南县志》等书都记载他曾经统率十万起义军进攻陕西商州地区。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当时在河南的大顺军数量并不少，大将也不乏其人。既然拥有十万以上大军的大顺军右营在六月十三日已经抵达许昌地区，试问李自成等人为什么在六月二十日左右还要舍近求远地商量派军队去河南呢？
难道李自成和他身边的大将、文官连自己的部队大致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吗？
李岩即便实有其人也不至于自信到这种程度，以为自己带二万人人豫就比袁宗第等人的十几万军队还顶用。
至于牛金星的进谗言就更加站不住脚，因为编造这种说法的人是以河南当时没有什么大顺军为前提的。即便牛金星愚不可及地在中间播弄是非，李自成也不可能相信。
第三，按照许多书籍的说法，李岩的被杀直接导致大顺政权内部将相离心，无法抵抗清军的进攻，终于造成了最后的失败。
这种说法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相信。其实，这根本不符合事实。李自成撤到山西以后，指定张天琳守大同，陈永福守太原，刘忠守长治，自己带着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和其他文武官员返回西安，准备集结力量，东山再起，并不是因为在山西站不住脚而“席卷归秦”。
至于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不仅在回西安的途中一直跟随着李自成，而且在西安期间也始终在李自成身边。这年十二月，清兵进攻潼关时，李自成还同刘宗敏亲自率领军队增援。
潼关失守后，李自成放弃西安，同刘宗敏、田见秀、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率领军队由商洛地区转入河南，再退到湖北。
牛金星在起义军撤到湖北时同他的儿子牛铨（时任大顺政权襄阳府尹）一起投降了清朝。
刘宗敏和宋献策是在这以后被清军俘虏的。刘宗敏英勇就义。宋献策屈膝投降，成了可耻的叛徒。事实说明，李自成在由北京撤回西安时一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军心离散的现象。所谓“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的说法，完全是海外奇谈。
以上就是我对有关李岩的材料所作的初步分析和探讨。毋庸讳言，在没有见到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以前，我是不相信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曾经有过李岩这个人物的。
由于个人所见资料有限，不妥之处难免，希望关心明末农民战争的同志们能提出意见，通过深入研究，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在与书友辩论中，谈到了李岩其人。
从顾城的考证看，历史上毫无疑问没有李岩其人，这个考证是极端严谨的，哪怕过去了四十年，还是没有任何关于李岩的任何第一手材料发现。